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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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1

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的思考

茅海建著《天朝崩溃》系统、详细回顾了鸦片战争历史，对鸦片战争失败的诸多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如清政府的战、和政策，并对琦善、伊里布、道光帝的责任、对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其决策的失误进行了评价，但整本书似乎都在为鸦片战争中中国理应失败找原因，似乎在告诉读者鸦片战争中无论中国怎么反抗都注定要失败，清政府打不过英国侵略者，最好不战，进行妥协签约，以避免付出沉重代价。并非议主战官员，为签订卖国条约的琦善等人翻案。琦善就真的没有责任吗？

鸦片战争中国就不该参战吗？会注定失败吗？

一、 鸦片战争中琦善是否真的没有责任

在书中，作者否认了琦善背叛国家的指控，也认为琦山攻击林则徐的指控没有历史依据。作者甚至认为私许香港给英国是道光的责任，而不是琦善的责任。

作者认为琦善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并以此来否认其弛禁的罪名。但事实上，笔者忽略了琦善并不真正想禁烟。琦善曾任直隶总督多年。天津是北方的一个大鸦片市场。北京是贵族官僚集中的地方，是吸烟盛行的地方，与琦善无关。

英国人讲：“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过去的和现在的督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秘密地允许。”这种秘密允许的条件就是金银和西方奇技淫巧实物直接或者间接地贿赂。

林则徐在南国为民族生死存亡艰辛奋斗，琦善一伙在京城暗使权术，多方掣肘，一刻也未停歇。他们先是促使道光帝下旨拿获吸烟人贩不准以缴烟膏烟具入奏，后又布下《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繁琐复杂，互相矛盾，使方兴未艾的全国禁烟运动陷入徘徊犹疑，无所适从的地步。

道光帝对于禁烟，从即位起，十多年来一贯是很认真的，一直将它作为一项重要政务来处理。在这方面，只要我们读到道光元年以来的《上谕》和《竹排》，就不难得出结论。据1838年7月至1839年12月18个月的统计，道光皇帝颁布了83项禁烟奖惩令，其中军民官员奖励72人，受罚134人。

时间不过一年半，受到奖惩的达200多人。

可以说，后来道光皇帝在禁烟运动中反复出现和徘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琦善等人吓坏了。道光对外国人了解不多。正是对琦善等人的夸张描写，是道光在禁烟运动中动摇了。1840年7月初，海上沦陷已定，道光皇帝更换总督，任命使臣，调兵，先派将军到张皇。八月三日和九日给琦善二道上谕，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

第一道：传言夷兵船往天津，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无从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第二道是夷船使至海口，果无维弩情形，不必逮行开枪开炮。

倘有投递察贴情势，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禁进呈。以绝顶聪明著称的琦善一眼看透了道光帝情词恭顺，心有余悸，天津要地，必须议和。抓过议和大权，这就是

8、 九月份，琦善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英国人，吓唬道光皇帝。

琦善是一位不称职的官员，一位真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官员，在分析敌情时，不仅要分析其优势，也应分析其劣势，并能提出起码几条应对之策，即使也许对策没有用，但绝不能只说敌人是如何强大，从军事角度来说，这其实是动摇军心，对抵抗敌人绝对不理。但我们来看看琦善是怎么做的：

琦善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连上九折，大吹英人船坚炮利，如说侵略者轮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位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北直隶湾，并对对道光帝大讲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诚恐防不胜防，天津拱卫神京，已属扼要之地区，且接近盛京，尤为根本重地，欲求处处决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意外之虞。道光帝此时是唯恐英人大炮在天津打响，天津成为第二定海，只要英船南返，谁能办到就给谁头等大功。

他对此时到来的林则徐奏折怒冲冲批示：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擎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愚。

九月十七日，道光帝接到琦善奏晓赘律及英船全行南旋折，即刻朱批：朕心嘉悦之至。同时谕旨琦善作为钦差大臣，驰骚前往广东，查办事件。

九月二十八日下旨把林则徐，邓廷祯革职，两广总督著琦善署理。至此，琦善终于抓到议和同时也是致严禁派于死地的大权。

琦善混迹官场多年，深知皇上的权威和性格，就在临出发之前，再次故肄吹嘘英人船身坚固，作

七、八千斤大炮不能穿其板片，炮攻未能深入，又攻击闽、粤击破的英船本非兵船，英船到天津，未必尽畏该省之防范等，为其到广州媚外卖国再造舆论。

琦善一进广州，就问沙角堡事谁先开的枪。他想惩罚镇上的将军陈连升，并向英国侵略者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散遣其旧雇丁勇数千，横挡前后备拒夷船之水底暗椿，悉如夷意裁之。琦善诬广东是汉奸地野，可是凡有人缉拿汉奸，他便斥责说汝即汉奸。

有人向他报告敌情，他便大骂：我不是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

琦善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卑躬屈膝，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之外就一无所知，对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鲍鹏根本就不该用。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琦善身为直隶总督，根本没有把加强防御放在身上，以致英军到达白海口时，陷入恐慌和妥协，应受到谴责。

琦善在军事防卫上，是存在许多问题的。首先，直隶沿海防务废弛，琦善首应负责。根据琦善本人的奏报，1840年8月，英军出现在天津以外的海口时，直隶的防务是个什么状况呢？

天津存兵共止八百余名，除看守仓库监狱城池暨各项差使外，约止六百余名。其余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葛沽止额设兵一百余名，余二营均止数十名不等。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直接关系京城安危。

兵力如此单薄，怎能御敌。另外，防卫工事也早废弛，所存大炮都是锈坏不堪用的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捡得数尊，也是前明之物。

防务废弛到这个地步，身为直隶总督已经10年的琦善，能辞其责吗? 其次，夸大敌人船炮，为妥协提供依据。当时，英国船坚炮利是事实。

在武器装备方面，无疑英方占据优势。面对这种形势，正确的态度，应该像林则徐那样，尽量设法从他国购买船炮和加紧仿制大炮，装备自己军队，增强防卫力量;并讲求战争策略，积极谋求对策。然而琦善计不出此，自从英军1840年8月北抵天津海口，至1841年2月被革职拿问，闭口不谈怎样设法购备西洋船炮或自行仿制，以及研究对策，却无端夸大敌情，为妥协制造借口。

再次，不依靠民众抗英，反而敌视民众。战争的胜负，人心的向背是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群众，发挥他们多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弱制强。

仇视人民，对人民抗英的积极性大泼冷水，把人民群众看成一支敌对的力量。

看形势，一要看世界形势，而琦善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团漆黑，茫无所知。他和道光帝一样，连英国坐落何方也弄不清楚。林则徐则相反，他在主持禁烟抗英时，即组织人力，编译了一部《四洲志》。

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译的、介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地理、政治、历史、军备、贸易等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使国人大开了眼界。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翻译了外人论中国一般情况、茶叶、禁烟等的资料，定名为《澳门月报》，以及《华事夷言》。他为了了解国外情况，竟然还向外人学起英语来。

现存的林则徐的札记《洋事杂录》，就是林则徐了解世情和学习英语的最好见证。相比之下，琦善除通过白含章到英国船上，了解了英国船式和大炮等之外，更没有作过任何调查，对世界形势可说是一无所知。

二是看形势，应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地看，而不能光看军事方面，更不能只看到英人的船大炮大，就吓破了胆，认为中国军力远不及敌人，于是下定决心，一意投降。而琦善犯的正是这种有严重片面性的毛病。他除了看到英人船坚炮利，以及他管辖的直隶省军备废弛到惊人的地步之外，其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

琦善了解英人情况，则是为讨侵略者欢心，是为了妥协投降。他夸大英军船上有炮300多位，意图就在让道光帝认为英人强大，难于取胜，只宜与其和平谈判，仗万万打不得。他了解英人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白含章、鲍鹏直接向英方打听。

除了前面讲到的半真半假的船炮外，也打听了一些英国其他情况，但都在企图表明：英舰牢不可破，中国以往的破敌之法皆不起作用，而且英国还有很多兵舰，随时可以调来。如此，中国是万万不能对他开战的。

二、鸦片战争中国就不该参战吗？

作者的整本书似乎都在为鸦片战争中中国理应失败找原因，似乎在告诉读者鸦片战争中无论中国怎么反抗都注定要失败，清政府打不过英国侵略者，最好不战，进行妥协签约，以避免付出沉重代价。我想说当时清政府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一致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是绝不容许外敌入侵的。况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知道要战败，但面对外国入侵，抗战是第一选择。

但凡是一个名君都想在其统治时期甚至其儿孙统治时期国内都没有战乱，永远保持和平，道光也不例外。道光从即位起就一直坚持禁烟，其既想解决海口鸦片走私问题，又不想启边衅。应该说这是人之常情，没有达到这一理想目的，并非这一理想错误，而是采取的手段和方法错误。

应对侵略者挑起战争，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想不想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抗战的问题。英国侵略者既发动战争，就不会轻易停战，清朝与英国侵略军首次武力较量，胜负难料，面对挑战者，举手反抗是人的本能反映。只有抗战，才能通过交手，认识挑战者。

清朝作为天朝上国，传统观念驱使必然做出抗战选择，对满意妥协退让是不切实际、难以想象的。

敌强我弱也并非不能抗战。贯穿茅著的思想路线是中英双方，敌强我弱，清朝不能抗战。谁坚持抗战，谁就犯了错误、不明智。

既然正义的反抗不能取胜，那么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为错误。也就是说，茅认为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无错误，那些临战脱逃的将士也是在避免无谓牺牲，他们没有犯错，犯错的反而是抗战了，也很显然，这完全颠倒了是非。如作者强调是否中国有更多林则徐一样的人物就能取胜了。

但是面对外敌入侵即使没有林则徐一样的人物就要毫不反抗了吗？面错外敌入侵人民渴望有更多林则徐一样的人物有错吗？

而且从义理层面上讲，敌强我弱并非不能抗战，也并非抗战必败。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弱胜强的情况实例就有很多，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等，就鸦片战争而言，三元里抗战，台湾姚莹等也并非失败。清军失败并非纯军事上敌强我弱，而是由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的。

如组织力差，地方上随意议和，将领临战逃跑，炮弹掺假，汉奸出卖等。敌强我弱并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总体上敌强我弱，但局部上、具体战役上可以改变。由于组织力差，清朝的一些独特优势没有发挥，如本土抗战，地形民情熟悉，有利攻守；人口众多，有利动员；英军后方遥远，有利清方断其后援等等。

何况抗御侵略是基本的民族道德要求。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要求就是要捍卫国家不受侵犯，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对所有官民的基本道德要求。面对外国入侵，主张不抗战，或行动上抗战不力，都是与基本的民族道德要求相悖的，假如可以以敌强我弱为由而不抗战，那么，国家必亡，民族必灭，人人必成为亡国奴。

如果没有百多年来的反侵略斗争，中国早已亡国，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独立和富强。当侵略强盗打进门来的时候，奋起抵抗是完全正当的，也是每个中国人为保卫社稷家园应尽的义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之林，必须有一种精神，一种在强敌面前无所畏惧、敢于抗争的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再加上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就可能逐渐由弱变强，由落后变先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有了希望。林则徐自始至终坚决反抗英国侵略，正体现了中华民族这种可贵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反侵略即使一时遭到失败，甚至多次遭到失败，但失败中已孕育了胜利的因素，积累了由败转胜的经验，只要坚持反抗，最终胜利总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2

今年是甲午年，一提到这个年份，我想华夏儿女想到的一定会是100多年的甲午战争。最近，我有幸拜读了茅海建先生写的《天朝的崩溃》，在读完这本厚达600多页的书之后，我同作者写完书的感受似乎有几分相似，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反而更加的沉重。这是一本记录那段晦暗历史的战争回顾，它承载着国人耻辱的记忆。甲午战争的意义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日渐减少，反而更加的厚重。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是让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这本书真正的给我揭开了战争的这一段历史，用严谨的史学作风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中国的路究竟该如何走。

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老师谈到了这段历史。当时年轻狂的时候，我讨厌那些反对禁烟和抵抗的人，讨厌他们的丧权和羞辱。但看完这本书，我突然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那个朝代甚至整个古代封建帝国的问题。这是整个封建帝国一言堂的悲剧。在那个时代，在皇帝的思想中，中国傲视四夷，甚至对英国的印象只是利，对资本主义的崛起没有深刻的思考。中国人一直麻木，很难在天堂的旧梦中醒来。事实上，中国被侵略的原因不应该责怪任何人，甚至任何朝代。这是时代创造的悲剧，也是多年来延续皇帝一言堂的悲剧。古代社会一直是皇帝的最终决定权。如果皇帝有才能学习，想要发展，那么这个社会是清明和繁荣的，但如果皇帝是愚蠢和荒谬的，那么这个王朝最终将走向极端。在这个时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把历史的权力作为教训，把事实告诉我们一把历史的围栏，财政作为深水区的悲剧。

我认为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拒绝“一言堂”，约束自身行为，善用手中的权力，不断自律、自省、自励，真正做到慎独、慎己、慎微。

第一，民主决策，群策群力。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我们应该主动拒绝“一言堂”。实行民主决策制度，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由大家集体讨论决定，坚决杜绝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个人的独断专行，谨慎用好手中的权力，不做“土皇帝”。

第二，慎思谨言，一心为政。古人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领导干部应当慎言、慎行、理性地考虑得失，要做到诚信而不失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领导干部必须在需要面前要学会选择，在诱惑面前要学会放弃，在原则面前要学会坚守，才能突显其公道正派、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的优良品德。领导干部自身良好的品德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一面镜子，更是大力弘扬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思想。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人民给的权力造福于民，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的良好习惯。

第三，以民为本，全心为民。人民群众永远是为政的基础和根本，权力就是责任、干部就是公仆、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需要明确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要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工作中才能时时刻刻有为人民谋利之心、为人民造福之意。

历史的教训至今还深深地烙在那古老的铁炮炮身上，波涛拍打着炮台，其石壁上也会清晰地刻着这段惨痛的历史。历史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去书写。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

“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又是一个甲午年，我国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我们要真正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真正的做到杜绝“一言堂”，还百姓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3

——读《**的崩溃》有感

今年是甲午年，一提到这个年份，我想华夏儿女想到的一定会是100多年的甲午战争。最近，我有幸拜读了茅海建先生写的《**的崩溃》，在读完这本厚达600多页的书之后，我同作者写完书的感受似乎有几分相似，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反而更加的沉重。这是一篇记录黑暗历史的战争评论。它承载着中国人耻辱的记忆。

甲午战争的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而是变得更加深刻。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将铭刻在每个人心中的悲剧记忆。这本书真的为我打开了这段鸦片战争的历史，并用严谨的历史风格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失败？

中国的路究竟该如何走。

在学生时代，老师讲到过这段历史，当时年少轻狂年纪的我恨那些反对禁烟、反对抵抗的人，恨他们的丧权辱国，但是看完了这本书，我突然觉得那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那个朝代、甚至是整个古代封建帝国的问题。那是整个封建帝国“一言堂”的悲剧。那个时代在皇帝的思维里，中国傲视“四夷”，甚至对英国的印象只是船坚炮利，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跟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人一直处于麻木之中，一直在“**”的旧梦中难以醒来。鸦片战争的原因，中国被侵略的原因，不应该真的怪任何人，甚至任何王朝。那是时代造就的悲剧，那是多年延续皇帝“一言堂”的悲剧。

古代社会一直是皇帝，谁说了算。如果皇帝有才能，有发展，社会就会清明昌盛。但如果皇帝愚蠢可笑，王朝最终会走向极端。

历史已经用事实告诉我们“一言堂”的悲剧，而在当下，在这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刻，我们更要以史为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扎紧“一把手”在人、财、物权力管理制度的篱笆，杜绝“一支笔”、“一言堂”。

我认为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拒绝“一言堂”，约束自身行为，善用手中的权力，不断自律、自省、自励，真正做到慎独、慎己、慎微。

第一，民主决策，群策群力。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我们应该主动拒绝“一言堂”。实行民主决策制度，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由大家集体讨论决定，坚决杜绝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个人的独断专行，谨慎用好手中的权力，不做“土皇帝”。

第二，慎思谨言，一心为政。古人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领导干部应当慎言、慎行、理性地考虑得失，要做到诚信而不失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领导干部要学会在需要面前选择，在**面前放弃，坚持原则，突出公道、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的良好品德。领导干部自身良好的品德就是**公信力的一面镜子，更是大力弘扬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思想。

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人民福于的权力为人民谋福利，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养成监督工作的良好习惯。

第三，以民为本，全心为民。人民始终是**的基础和基础，权力是责任，干部是公仆，领导是服务。领导干部要明确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基础，使他们在工作中始终具有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谋利益的意图。

历史的教训至今还深深地烙在那古老的铁炮炮身上，波涛拍打着炮台，其石壁上也会清晰地刻着这段惨痛的历史。历史在用他独有的方式去书写。记忆过去，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要真正能够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

“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

“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又是一个甲午年，我国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我们要真正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真正的做到杜绝“一言堂”，还百姓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

2014年3月14日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4

中国近代史避免不了会拿来和日本相比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多少才子都想弄清这颗“东方明珠”怎么就沦落到如此地步，就算有了前车之鉴，天朝还是一如既往，难怪鲁迅会弃医学文，思想的病源不根治，那么一切都是虚幻的美好的惊悚的梦。

历史教科书可没有那么详细介绍这段鸦片战争，无非就是起因经过结果，无外乎再加上经验总结教训，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是借着历史来做宣传的，因为留给我们的没有事件背后的思考，需要的是记住那些曾经被欺压过，需要的时候需要展现对立的姿态，仅此而已。前不久看到个对比图，乾隆五十七年，纽交所成立；光绪年间西方工业化发展促成了各大工业企业的诞生…………当天朝还在“十全武功”的时候，西方列强就开始了迈向近代化；1855年鸦片战争后的13年，日本因为黑船事件被迫开国，到1894年甲午战争对天朝取得全面胜利，使得这个汉文化圈内的“兄弟”得以坚定全盘西化……这不是嘲讽天朝，而是想说思想固化不开化，那么昨天会是明天的写照，历史将会一遍又一遍换着戏服再次上演。

作者查阅了鸦片战争后，各大一号人物的处境，能有从战争中吸取教训的，只能算半个，因为无法具体考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化是魏源取自好友林则徐，但他俩道同才相谋，不然只会是萍水相逢，路人甲乙丙丁。林则徐或许得知天朝战败的根源，但他不说不做，这层原因我猜想需要追溯到更上层了，道光帝是一个守旧，满腹祖训的人，就印象来讲是一个没有好奇心的人，更多的是机械式思维的人，新事物新思想到不了他那里，要是这么提出改革就会因言获罪。好在李鸿章在20年之后提倡洋务运动，也算是走出了第一步，举国之力称不上但也是恭亲王牵头，从上而下地，然而到甲午战争一炮打回了原型，这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了。鸦片战争期间有个叫鄂云的人，旁门左道想尽法子挣得国难财，不仅如此，琦善、杨芳等谎报战情……这些对天朝来讲无需解释就都能明白其道理，那么根源出在了文化上不成？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日本，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被欺压到站队列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呢？恐怕这让我联想到了鸦片战争期间的道光帝了。

天朝的惨败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但这是趋势，不是1840年这场战争，就是之后的哪场，天朝的乾隆盛世已经掩盖不了道光体大虚胖，遗憾的是天朝上层谁也没有因为这次惨败而吸收教训，或许谁也没把这当回事，不过添了些茶馆的聊资而已，那么惨败就是注定了的。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5

其次，它围绕一些晚清时期我们所认为的汉奸及英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它最大的亮点是阐述了真相，将教科书上的正面，反面人物都还原了最初的面貌。之前我对于林则徐的了解仅限于虎门硝烟这一事件，中却进一步写出了林则徐的真实人物性格，他只不过又是一个被清**官场蒙蔽的普通**，发配出去后仍然败在“官场”二字上，复出无力，阻挡不了英军的入侵，这“**”连最后的精良指挥都敌不过英军，大局又如何稳得住？庙堂之上，当年事可歌可颂，公却永远无法超越他所在时代，非英人所畏惧的一个汉人神话，他的眼光、知识也难以逾越**的狭隘…….

感谢《**的崩溃》还了历史一个真相，让我们感受到演变的轨迹，对这段历史，它的综合与解释理性中含着热忱痛切，令人悚然心惊，同时它也让我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研究历史，就是应该吸取历史所提供的那些失败的教训，进行自我批判，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6

物流本四班翁炯泽

初读茅海建老师的《**的崩溃》，我是带着一种浅尝辄止的态度，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而后又回过头，细读了一遍目录。不得不说，茅老写这本书的时候，绝不是像教科书式般看待中国近代史。

开篇第一章，茅老就由“**” 琦善的生平谈起，由人及事，一步步地阐述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却留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历史苍凉。

谈及历史，我们无非只在乎成王败寇，国仇家恨。而跳出这个范式，用一种理性化的角度去谈历史，我们更应该去关注那些历史人物背后的道德与历史意义。我读《史记》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列传，看着像听说书一样刺激，不论忠奸，都各有看点。

无论是春秋四君子的爱国情怀，还是楚汉诸侯的野心，都是一个历史时代最鲜明的一面。

当然，茅老的《**的崩溃》无疑也是想借着琦善，对鸦片战争做一次客观解读。博齐吉特·琦善，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大臣，主要和平派别代表。一个曾经担任两广（广西地区的广东、广西两省）总督，官拜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的封疆大吏，为何向英军求和，私签《穿鼻草约》。

这个把香港割让，赔款六百万白银，给中国近代史抹黑的大臣，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说实话，茅老的《**的崩溃》确实是站在一个道德高度去评价一段历史。我们抛开琦善的主观好恶，用客观理性分析一件事背后的道德本质。在茅老看来，琦善的妥协是有其难言之隐的。

他不比林则徐那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士情怀，却也有一颗明辨是非善恶的良心。从他的主张的封关锁国——“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换。”中看出，琦善也是有心禁烟的。

况且就连三岁小儿都知道，《穿鼻草约》是实打实的丧权辱国之举，而他一个文渊阁大学士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只能说是，无可奈何，明哲保身罢了。

当我们在读鸦片战争那段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英国与清**的军事实力是有着云壤之别。琦善若是选择拼死一搏，结局无非是两广的海军元气大伤，甚至全军覆没。如此一来，东南沿海的防御系统几乎就是崩溃，届时英军借机从东南沿海入手，所占的殖民地恐怕就不止只是香港了。

也难怪蒋廷黻先生评价：“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现在我们看历史，难免会人云亦云，单凭好恶地去看待一个人，确实是比较残忍。但从性质上来说，琦善算不得忠臣，也不入奸佞之流。他只不过是那个黑暗时代里无奈妥协的肉食者鄙而已。

其实纵观鸦片战争中的那些主要人物，无论是“抵抗派”的林则徐之徒，还是所谓“投降派”的琦善之流，都是在战后专注于传统的官场事物，或是竭尽心思地去揣测圣意。就战争而言，他们根本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所以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仍然处于衰落和恶化的状态。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又一个所谓的“**贼”李鸿章出现，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才认识到，什么叫做肉食者鄙。

《**的崩溃》借着琦善，把鸦片战争时代，官场主义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客观性地提点了出来。我读到这里，也是思绪良多。当年被欺辱在列强枪炮之下的大清帝国，是否会因为一个奸臣的**条约而毁于一旦，还是说多一些忠臣的殊死抵抗而起死回生。

这只是我们主观的猜测，但在茅老看来，这些都不是原因。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犯下的错误实在太多，但归根结底还是败在了“官场”、“帝制”之上。

历史确史是客观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从历史演变的轨迹中寻找真正的历史意义，回归历史的真相。也感谢《**的崩溃》，感谢茅海建老师的研究，把一段沉重的历史，剖析出一个个热忱痛切却又历历在目的历史问题。我也认为，我们也应该反省，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7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小编为大家精心搜集了一篇“《天朝的崩溃》读后感2000字”，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以每天一章的速度，在高度的阅读快感中，我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本书的副标题是“战争再研究”，1840年发生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对之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的反抗侵略、琦善的通敌卖国、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之上。我所接触的这段历史，基本是一些爱憎分明的道德评判构成的，而我又天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虽然并不相信，但没有人把历史细节指给我看。

拿起厚达600页的“砖头”，不仅心中打鼓，我能不能在假期末的几天悠闲时光读完一本如此厚重，研究对象又如此沉重，充满了密密麻麻蝇头小注的专业历史著作呢?

担心是多余的，翻开书的第一章，我就开始津津有味地跟着作者对“琦善卖国”一案进行拨乱反正去了。事实是，作者不但是个拥有学人之拙的严谨学者，更是一个有着诗人之慧的故事能手。诚如序言中作者好友的两句建言，“曰注重人物命运、曰解释历史现象”。作者在人物命运中阐释历史现象，在历史现实中揭示人物的命运和局限。一切从经年掌握的大量历史材料出发，不囿于成规和既有立场，果断地对曾经的历史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在作者笔下、侵略者的狡黠无赖、见风使舵、道光帝和清朝大员们的蒙昧游移、不知所云都跃然纸上。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作者除了常规材料的分析判断，尤为注重现带军事技术和地理因素、注重以现代观念考量战争时期的中国外交和各种制度，从而在纷繁的史料中发掘出深具意义的历史细节。就战争而言，作者对双方战争的意图到实现意图的战备、战力、战略、战术，甚至战法和编制、后勤补给和官兵心态无所不及，每次大小战斗均有详细的战术分析。而战争背后，是支持战争的人文地理背景，作者海陆并重、民情吏治兼顾，将帅的背景考量、具体的沟壑水道皆所呈现。正是这些“技术”层面的实证演绎，使本书对历史细节的重视可用“具体而微”四字加以概括。

由细节所呈现的历史，当然比由理论引导的历史可亲可敬的多，因为除了作者的观点和分析，我们获得了认知历史思辨历史的最基本材料，而理论构筑的历史，剥去宣传的外衣，余下的只是稻草。

面对一百多年来对“中英战争”爱憎分明的道德评价，作者强调指出，“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而一切出于“愤恨”、“不服输”或其他目的而对历史进行的“神话”或“鬼话”的实践，已经超越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只能白白浪费历史的宝贵财富。

基于这样的思想，在事实的基础上，作者对围绕“战争”进行的道德化历史叙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分析了“妥协→投降→卖国”的“奸臣模式”是如何成为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基础命题，历史又是如何在这种命题中转化为宣传的。

全书试图解答一个个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命题：

为什么真实的战况到开战一年多以后道光皇帝依然蒙在鼓里，胡乱发出前后矛盾的作战指令?

为什么清朝大员集体撒谎、对着道光帝大施阴谋，一个比一个精彩绝伦?

为什么亲历战争第一线的清朝大员都先后“由剿而抚”，稍显精明的伊里布、耆英甚至不顾圣旨，跟着英军屁股后面乞和团团乱转?

为什么战争开始、英军和清军不约而同竞相封锁海口?

清军的军力如何，性质又是什么?内卫部队、警察还是国防军?

为什么清支援部队军纪涣散、资用靡费，竟然有部队在整个战争期间长途奔袭数千里、历时大半年却始终没到前线?

神话林则徐的思想境界到底有多高?他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翻译因素在战争的外交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三元里抗英民众如何组织、其民族意识和战斗力如何?

为什么众多主权被轻易出让而侵略者和满清政府却各得其所欢庆成功?

……

历史的阴差阳错不仅造就了“卖国贼”和“民族英雄”，也造就了太多的误会和故事。而这些故事，被茅海建先生细细讲来，犹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让人感慨万千的同时，更是欲罢不能。

为什么要读《天潮的崩溃》来重新理解战争和近代中国?它展开了就被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

在当代中国，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件遥远而意义稀薄的事情。历史被作为一门无关紧要的课程安插传统教育中，在这里，历史不是思辨的对象，史实也不是分析与批判的竞技场。另一方面，阐释历史、构建历史却又显得至关重要，或者说正因为“至关重要”的阐释转而成为认识历史的基础和规范，所以历史才“无关紧要”起来。历史的重要性就在于，谁获得了阐释历史的权力，谁就会天然获得了创造自我的“合法性”。因此，“了解并接受结论”，便成为了当下基础教育中历史学科的目标和常态。

重要的不是人们能否有机会接触纷繁复杂的史料、并“正确”把握它们;重要的是他们能否在充满了符号性质的“宣传”、结论和定义的历史中，拥有考量历史的能力。

我还喜欢书中的一句话，特意记下：“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8

人文性学科研究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立场的人往往能够从同一样事物当中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而使得历史本来的面目变得更加模糊。鸦片战争，就是这样一个被涂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而变得面目全非的事物。

读《天朝的崩溃》，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茅海建先生在全书结尾时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里，先生将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对比，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其意义却是极为深刻。1853年7月，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过去11年之后，日本的横须贺港迎来了美国的黑船，这一不速之客的到来，在当时意味着欧美列强全面侵占东亚地区的开始，然而任谁也不会想到，就在美国黑船迎着风浪驶入日本之时，这一浪潮掀起了日本的剧烈变化。

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长期沉沦相比，日本的崛起让人大为惊叹。尤其是在黑船事件过去40多年之后，曾经被日本人奉为师长的中国遭到了近邻的强硬入侵，中日甲午海战因此爆发。这一剧烈的颠覆，让中国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然而即便是到了此时，我们仍然没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依然纠结于在战争失败的后果中寻找替罪羊，将清政府视为万恶之源，将慈禧太后视为巨奸大憝。而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却丝毫不觉。

这显然与现实相违背。大量对当时中国现实力量的考证，和身处其境当中的人物们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中国不可能获胜的战争。这种不可获胜，从政治上而言是制度上的落后，从军事而言，是古老战争模式面对现代化战争的全面失败。然而国人长久以来积累的优越感，使得我们不愿相信地大物博、人才辈出的大国，对付不了欧美的蛮夷。长久的闭关锁国锁住了国人的眼界，也造成了之后天朝在这场战争中错误频出、荒唐连连的现象。

单是对这场战争的定义，已经可见一斑。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依旧停留在虎门销烟的民族自豪感上，因此我们将这场战争称之为“鸦片战争”，潜台词是假如没有鸦片的进入，没有中英贸易的逆差，便不会有战争的到来。这种荒唐的认知一直蔓延至今，“落后即要挨打”的背后，骨子里却是中国人自负的情感。

这种自负，从其时龙椅上坐着的道光皇帝而下，蔓延至整个中国。没有人相信“蕞尔蛮夷”会是泱泱中华大国的对手，尽管从知己知彼的角度来说，国人对于英国的认知少之又少。因此道光皇帝轻率地为战争定下了基调，在一种惩敌以扬威的思想之下，他坐在紫禁城里连下圣旨，指挥着千里之外的战争。甚至直到战争结束之时，他连广州城的地形如何都没有亲自考察过，就在上谕之中言辞激烈地批评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不知是何肺腑?”这番表达了皇帝强烈不满的上谕，成为了琦善一生的转折点。他不但在此后被革职抄家，更是背上了卖国的骂名。事实如何?顶替琦善的杨芳等人为了安抚皇帝，谎话连连，整个广东战场不再是清军和英军的战斗场所，反而变成了杨芳和奕山等人哄骗皇帝，以辞锋交战的瞒骗地。甚至就连“三元里抗英”的民间故事，都是夸大出来的。中英两国的战争，变成了清王朝上下的交锋，岂不是荒唐?

正因为如此，当事实已然瞒不住，清军一败涂地，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道光皇帝悲从中来，在圣旨中郁闷地写道：“朕自愧自恨，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他显然弄不明白，以我天朝上国的实力，到底为什么竟然被这群“蕞尔夷民”逼迫到如此地步?

其实这件事原本也很好明白，道理就在清政府本身。首先是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提出的大量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的剿匪灭英，根本就是纸上谈兵，胡吹大气。不要说是知彼，就是连知己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单从广东战场一隅的变化就可知。他痛斥琦善卖国，不知道是什么居心，但偏偏顶替琦善的杨芳、奕山、伊里布没有一个不是和琦善抱着一样的想法。相反恰恰是因为琦善的直言让他们揣摩到了上意，所以才会有道光皇帝接连受骗而不自知的局面出现。最后到任的伊里布更是完全忤逆了上意，不但不和英国人打，反而一到广州就开始求和。难道真的是因为清王朝的官员们腐败堕落，天良泯灭，到了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了吗?

不是。一个琦善的出现，勉强可以算做是“卖国”，但连续几任都是一样的态度，只能说明伊里布们和琦善一样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场战争根本就打不赢。打不赢的战争还要打，只能是自寻死路，所以从琦善到伊里布，都主张求和，区别只在于琦善直言进谏，伊里布等人阳奉阴违而已。既然如此，问题自然就出在了道光皇帝的身上。因为他是这荒诞一幕的总导演。是他痛斥琦善“卖国”，勒令奕山“战(英军)而胜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又让杨芳等人痛剿英匪。他在下发的上谕当中轻蔑地称英国人为“蛮夷”、“滑虏”、“性等犬羊”，可见高坐龙椅上的道光皇帝，根本就对事实的情况一无所知，一点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初到广州的杨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给道光的奏折当中大谈自己在广州何处何处布防，因为知道皇帝看不懂广东的地理，所以胡吹海吹，不怕被戳破。结果果然不错，一篇奏折看得道光皇帝一头雾水，只能安慰性地称赞杨芳说“看了你的奏章，朕心里的烦闷稍解。”事实上他压根就不知道杨芳提到的地名都在何处，只能在遥远的北京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操纵这场战争，把军事斗争变成了行为艺术。这样的仗能打得赢，那才是怪事。

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的过程当中，道光皇帝表现出的，都是一种无知和颟顸。他本身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主子，也缺乏分辨思考的能力。英国人的鸦片来了，他安然享受，甚至是颇为恋栈，给全国的臣民们开了个坏头;等到林则徐力主禁烟，以现实的分析来让他清醒的时候，他又力主禁烟，并且给予林则徐极大的信任;英国人的船舰来了，一路开到了天津，他又觉得大事不妙，又推翻了林则徐的理论，把他革职查问，让琦善去谈判;等到琦善谈判不成，他又觉得有失国统，于是下令开战。如此反反复复朝令夕改，如何能够让大臣们能够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办事，为皇帝办事呢?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归根结底其实是帝国皇权走到了尽头的标志。帝国的一个问题是：皇帝不灵光，大臣们就只能跟着不灵光，这叫“顺应上意”。大臣们一旦不灵光了，国家机器也就自然而然要出问题。所以战争的失败，其实就是皇权的失败、制度的失败。如果不是中国的地方大，池子深，外国人不知道怎么趟过，再加上各国之间彼此如何分配没有定论，需要一个代理人暂且管理住地方，大清帝国怕是早就要完了。

当然道光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他缺乏实际经验。这种实际经验的缺乏，是制度的原因，与他本身的智商无关。帝国的皇帝们连出趟紫禁城都难，更何况是考察其他省份?所以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军队是什么情况，更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情况。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下面的臣子。偏偏这样一个缺乏视野、缺乏实践的人物，正是帝国一切事务的最终定夺者。皇权制度的荒诞，注定了帝国不能长久。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贤君，大多来自开国的前几代皇帝的原因。因为他们见识过现实，了解现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励精图治的想法，也有治国平乱的经验和本事。但一代代再往下，就只能是坐井观天，胡思乱想了。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在于中国的全面落后。在这种落后的局面下，失败不可避免。清政府的无能是毋庸置疑的，闭关锁国的现实让国人完全不知英吉利，不知道世界已经运行到了工业时代。这种无能来自于封建制度的累积，也不能全盘算到清政府的身上。以清政府的无能来做道德上的批判是苍白无力的，战争的结果本就是国力的比拼，既然没有任何赢的可能，求和就是最好的出路。鸦片战争之后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没有对此进行深刻的总结，换而言之没能全面推翻清政府，彻底将封建君主制打入到历史的角落。于是就有了日本在之后全面超越。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飘摇不定，又撑了70多年的时间。这70多年的时间，在今天看来是一段极为黑暗的时光。有意思的是，当日本社会的中下层武士们积极地组织力量推翻幕府推动日本维新之际，中国的义和团却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勉力地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这并不是民众的错，而是知识界的原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后，依旧是守旧的力量在作祟，将清政府将塌的危墙扛在自己肩上。由此来看，孙中山先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假如没有他的出现，中国的黑暗，还不知道要存在几许。

天朝的崩溃读后感 篇9

对于鸦片战争，我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陌生的。对于鸦片战争，我只有从课本上得来的浅显地认知，只知道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把中国变成它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其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局面，使中国由封闭到逐步向世界开放，逐步走向近代化。但由于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使得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进一步了解鸦片战争，我阅读了《天朝的奔溃》这本书，让我对鸦片战争有了新的认知，收获颇深。

《天朝的崩溃》是北京大学教授茅海建先生所著，其又称为“鸦片战争再研究”。当今社会人们关注更多的是鸦片战争的意义，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该书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观念解析鸦片战争并着重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书中对于清军战败的原因分别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兵力上清军人数虽然占有优势，但由于驻防分散，难以集中，因而调动起来难度很大，除训练、打仗外，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责。而且当时的清军战斗能力很是差劲。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而且清军中的很多人是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其战斗力显然不如整体编制的对手，因而两军在实力上差距很大。

武器上，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由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很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的式样也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由于铸造技术也十分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很多士兵还在使用大刀弓箭，自然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

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需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一次是在镇江，也仅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等，这些都是最能征惯战的将领。历次战斗中清军的指挥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则徐历来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绩最为出色、伊里布善于处理民族事务、裕谦是主战派中态度最坚决的，杨芳在嘉庆年间镇压起义屡立战功，可算当朝第一名将，差一点的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亲贵中的翘楚。但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惨败。

由此可以看出，在战争中如果仅仅只是指挥者实力不凡，而在兵力，武器等方面与对手相距甚远，结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在兵力，武器，战术上清军都远不如英军，实在无法与对手相抗衡，因此鸦片战争清军战败是必然的。而且清政府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者打的毫无还击之力时仍然做着天朝美梦。这也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对于远来的“夷人”，“天朝”只知其“船坚炮利”。如果能从战败中分析原因，并且对英军的战术进行研究，适当改变战术，与此同时在武器上进行改进，对军队进行整治，加强训练，我想结果必然不会这般悲惨。

说到鸦片战争会很自然的想到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名族英雄林则徐，而琦善、奕山、是著名的卖国贼。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天朝的崩溃》中，我得知称林则徐为名族英雄，琦善、奕山为卖国贼，实则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统一认识而特别实施的愚民教育的一种。林则徐不一定是了解了世界局势因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更多的可能是坚持为官操守维护天朝体统;奕山、琦善都曾是主战派，惜命、爱官的毛病是有的，但要说他们都为一己之私欲卖国求荣恐怕有失公允。在我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里，没有哪个人物不在乎自己的声名，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是每个人的愿望。因此琦善、奕山等一批“投降派”，其主观上绝对是维护道光皇帝的正统地位，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臣子的本份所在。因此依照当时的标准都是符合臣子之道的忠臣。

爱国派其实是主战派，投降派其实是主和派，虽然各自的主张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清王朝的统治。爱国派的立场未必是爱国，投降派的背景并非是卖国，如若真照爱国派的主张打下去，可能全璧江山都将失与敌手，如果上至皇帝、下至朝臣能对主和派的处境多一点了解，也许和解并不那么罪不可恕。总之，战争的失利并非因为大家爱国心不够炽热，更多似乎是安稳现世输给了船坚炮利。因此对近代史的重新认识是十分有必要的。

正如书中所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我们要以史为鉴，对历史的真相有着清醒和正确的认识，从中总结经验，而后有所作为，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关于鸦片战争，《天朝的崩溃》一书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落后就要挨打，适者生存，为了历史不再重演，中国必须要强大起来，我们要大力发展经济，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强军事国防上的建设。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身上也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我们要尽自己所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之中，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