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诗锦的事迹(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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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诗锦的事迹(篇1)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1963年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诗锦的事迹(篇2)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志青年铿锵有力的誓言和斩钉截铁的行动。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毕业不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报志愿要报“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

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恰好站在时间的节点上，我们越发感到时代激烈的鼓点，每一个青春梦想，都是励志之余需要耕耘的地方;每一个努力耕耘的地方，都是梦想青春最激越的鼓点。而梦想恰是需要我们与时代相连，与国家的命运前途相关的。樊锦诗先生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对这个时代青年人奋斗目标的正确引导;袁隆平院士的“向前看不要向钱看”对祖国新建设者的谆谆教诲;孔繁森党员的‘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身体力行。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真正能使我们铭记的，只有那些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先驱们。

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将青春与祖国相交织，无论我们从事哪种职业，坚守在哪个岗位，我们心中有光，我们就能发出时代之光;我们有梦想，就会有实现梦想的不竭之力。

时代之青年，祖国之青年，应谨记“为生民立命”的时代使命，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敲响青春之鼓，我们听到了新时代更加激越的鼓点。

樊诗锦的事迹(篇3)

2019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的颁奖词，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生动写照。从繁华旖旎的都市走向黄沙漫天的大漠，深居敦煌50多年，樊锦诗只做了一件事——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小时候一篇课文让她开始向往敦煌。1963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25岁的樊锦诗毅然奔赴敦煌。

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咸水，吃粗粮……本就体弱的樊锦诗咬牙坚持着，最苦的还是至亲分离。从敦煌到武汉，两地相距2500公里，夫妻天各一方，孩子寄养在农村。19年后，樊锦诗的丈夫来到莫高窟，他们才得以团聚。

“戈壁沙漠，环境闭塞，物资匮乏，但一走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樊锦诗回忆说，“在莫高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

50载春秋冬夏，樊锦诗走遍大大小小735个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作为一名石窟考古学家，樊锦诗主持编写的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退休多年，樊锦诗每年大半时间还留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的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是她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敦煌莫高窟，每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为什么在遥远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璀璨的石窟艺术?这些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它们经历了什么?又该如何保护它们?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中，反复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撰写考古报告。

1985年至1986年，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负责撰写申报材料。那一次的经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还需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樊锦诗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首次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纳入政府法制治理体系，敦煌研究院还联合国内外3家机构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给敦煌莫高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客量。如何让莫高窟得到有效保护，樊锦诗忧心忡忡。

一天，樊锦诗刚到一处洞口，就被一阵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呛得直打喷嚏。过多的游客进入，会破坏洞窟中稳定的小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超标，包括游客身上的汗味、香水味，都会对壁画和彩塑产生不可逆的腐蚀。

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对比100年前拍摄的照片，莫高窟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褪去。“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看来，保护不是为了把观众拒之门外，而是“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沉思。

一次偶然的机会，65岁的樊锦诗突然产生一个大胆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提上议程。2016年4月，“数字敦煌”成功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游客只需轻点鼠标，即能一览无余。

2021年7月1日，樊锦诗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半个多世纪坚守大漠，她最为公众所知的称谓还是“敦煌的女儿”。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84岁的樊锦诗说。

樊诗锦的事迹(篇4)

20__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这是莫高窟保护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樊锦诗不会忘记，一份她亲自参与事关敦煌文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协提案，终于作为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项综合性保护工程开始实施。

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

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为了保护敦煌遗产，又能更好服务游客，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的大型遗址中，还率先启动了参观预约制，并开展了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樊锦诗提出，要把敦煌莫高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不断增加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与服务功能。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不光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护专家和遗产管理专家，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经改变。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地保护了。”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

樊诗锦的事迹(篇5)

樊锦诗，一位扎根戈壁大漠深处敦煌莫高窟半个多世纪的文博工作者，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我国文化、文物保护事业，被人们亲切尊称为“敦煌女儿”。

上世纪60年代初，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曾在敦煌实习，面对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曾经让她动摇过，“我不想再回来了”，但是，毕业后她还是选择了敦煌莫高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与敦煌难舍难离的情缘?

当生活与工作面临抉择时，她也曾犹豫，也曾彷徨。刚结婚，她和丈夫就面临两地分居，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大西北，北京大学的老师答应她，3年后就把她调到武汉大学，可是3年又3年，她们夫妻始终没有团圆。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没有人看孩子，在她去工作的时候，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每天她回来，听到孩子哇哇大哭，她这才放心，要是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就提心吊胆。

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让樊锦诗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沙漠，爱上了敦煌。她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在大西北团聚。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她的工作就是为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服务的。

2003年，敦煌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经过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

樊诗锦的事迹(篇6)

“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很多人怀疑樊锦诗的意志和能力，可性格倔强的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打不走”的精神。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

“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樊诗锦的事迹(篇7)

樊锦诗个人事迹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樊诗锦的事迹(篇8)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回望几十年风雨历程，有这样一位女性，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敦煌文化领域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读懂了“半边天”的意义。

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的女儿”。出生在繁华大城市--浙江杭州,青年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本是“前途似锦”的她，却在25岁那年千里迢迢来到了漫天黄沙的大漠深处,从此与敦煌莫高窟“厮守”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扎根西北荒漠守护敦煌半个多世纪，55年的坚守，是对敦煌的热爱，也是祖国的需要。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樊锦诗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最好传承者，她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其实，她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